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举国上下开展了以“除四害”（“四害”系老鼠、苍蝇、蚊子、麻雀，1960年以后以臭虫取代麻雀）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。这场全民性的运动，曾被提升到“卫生领域的人民战争”高度。

中南海高干集体擦玻璃

　　1956年1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除四害》的社论，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，消灭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。1960年4月10日，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《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，将“除四害”正式列入其中。

　　中南海驻地的党政机关每周腾出一定时间，暂停日常的行政工作，高层干部亲自动手清扫卫生。一天，时任西城区区长的杜若接到市委通知，让她带领工作组去辖区内的中南海检查卫生。下午，她带着副区长和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，由有关人员带领进入中南海，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梯爬高地擦办公室的大玻璃。“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议论说，看来这里也是人人动手搞卫生。陪着我们检查的人说：‘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的司局级干部。’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厅，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，连放筷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。”中南海高级干部集体擦玻璃的场景，带给她强烈的震撼，也成为驻留她心中的时代记忆。

　　中南海里大多是铺有木地板的老房子，地板下、天花板上有暗潮的间隙，很多老鼠长期盘踞。为了打一场“攻坚战”，大人和孩子被组织起来，铲除杂草，填平户外的脏水坑，不给孑孓滋生的环境。每户人家还要喷洒药剂，各单位划片、分工负责，在统一时间里点燃“六六粉”熏蚊子。考虑到中南海的特殊办公环境，捕杀麻雀时，大家没有使用鞭炮，而是挥旗杆、敲脸盆，有关方面还特地派去了摄影师和记者，现场拍摄了纪录片。

全民总动员：上至百岁老寿星，下至几岁小娃娃

　　为了赶上甚至引领形势，不少地方连续修改“除四害”的时间表，目标时间不断缩短。各级党组织成立了“除四害”运动指挥部（或办公室），统一制定计划、组织运动的实施。1958年，北京将“除四害”的期限定为两年，上海定为三至五年，河南定为三年，江苏定为四年，有的县市甚至定为一年乃至几个月。

　　原上海市爱卫会办公室副主任潘先生回忆了一个普遍现象：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都习惯用过高的标准向下面布置工作，而且都要求得很急。一开始，“除四害”运动是为了减少人民疾病、提高粮食产量，后来就升级为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了。

　　1958年1月6日，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，在三年内，上海要基本上成为一个没有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、臭虫和钉螺的“六无”城市。后来加入蟑螂，实际目标改为三年内变成一个“七无”城市。旋即，这一目标再次被修改。3月29日，上海市人委和市政协联席扩大会议做出决定，要求全市人民拿出决心，千方百计，苦战一年基本上消灭“七害”，使上海提早变成“七无”“三洁”（室内外洁、厨房洁、厕所洁）城市。短短两个月，“三年除四害”的目标便改为“一年除七害”。　　

　　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有其生长繁殖的自然属性，如何在短短的几年内，彻底根除“四害”，达到减少疾病、提高粮食产量的目标呢？

　　据上海市档案馆资料显示，上海市党政领导改变了过去层层开会动员布置任务的工作方法，由党政机关负责人直接领导布置。经中共上海市委倡导，1958年4月17日（周四，当时每周四定为无会议日，有时间参加劳动）和20日（周日，休息日）在全市范围举行全民性的“除四害”突击运动。伴随4月不断攀升的气温，上海的“除四害”运动掀起阵阵高潮。各区、各局紧急做出部署，各里弄、单位、街道，甚至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全体动员起来，采取了大规模、密集型的行动。在17日和20日这两天的突击日行动中，全市郊县各行各业的人们全部投入其中，上到百岁老寿星，下到几岁的小娃娃也行动起来，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之巨。

打麻雀的隐秘甜头：烧着吃

　　在“四害”中，麻雀被称为“害人鸟”，全国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比老鼠少。相比于老鼠、苍蝇、蚊子，麻雀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，自然也就成了人们重点剿灭的对象。

　　1958年，一位加拿大人来到中国，在一条铁路线上看到了令他震惊的场面：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正在铁路边上忽东忽西地发疯般地狂奔，显然在用一块布摔打着地面。“原来她正在追赶着一只苍蝇呢，以便打死它。”在日记中，他记录了一个细节：“我在中国近一个月期间，没有看见一只麻雀；我坚持数苍蝇，看见一两只苍蝇只有15次。”他左思右想，还是不解：中国人怎么会视苍蝇、麻雀等弱小生物为敌人呢？

　　现年70多岁的退休工人张师傅，对当年打麻雀的场景历历在目。那时，他只有十八九岁，在机械厂上班不久。

　　清晨5点，工人们必须到厂里，带着红旗，拿着长竹竿、气枪或鞭炮登上办公楼顶，敲打着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。天还没发白，整个城市就像炸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。为了追赶麻雀，工人们甚至停止了工作，中午轮流吃饭，饭后也不肯休息，坚守岗位继续战斗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一个人收获几十只、上百只麻雀的不在少数，有的自己烧着吃，有的拿到公共大食堂去换回一些饭食。为了展示胜利成果，人们敲锣打鼓，用细麻绳将一根根老鼠尾巴拴上，将一串串麻雀穿起，套在竹竿上，再送到区（县）上巡回展览。

参与者的“荣耀”

　　张师傅向笔者讲述，每到傍晚，里弄干部会挨家挨户发放浸泡过“敌敌畏”或者撒上“六六粉”的纸，然后统一时间，紧闭门窗熏蚊蝇。先是收起所有吃的、用的，人也全部走到弄堂里，随后再用喷雾器喷药。一到晚上，放眼望去，四处烟雾弥漫，场面十分壮观。集体行动后的几天里，睡觉都不用点蚊香、挂蚊帐了。他说：“那个时候，也没有环境污染的概念，烟熏后，大家都很兴奋地搜寻苍蝇、蚊子的尸体，上报战果。”

　　他的邻居毕师傅也补充说，当时的各级爱卫会与居民一起除草、一同打扫公用场所。每到礼拜四，只要居委会干部的铁皮喇叭一喊，居民都会自动出来，冲水的冲水，扫地的扫地。“除四害”之后，几乎听不到鸟叫了，整个城市就像洗过澡一样，干净、清爽。

　　1958年的小张师傅在单位，他不仅要完成工作指标、卫生指标，回到家，还要帮助里弄干部发放灭蚊蝇的纸，打扫自家卫生、灭蚊捕蝇，常常忙到深更半夜还未入睡，早上4点多钟又要起来，5点钟及时赶到厂里上班。有一次，他和单位同事站在房顶上驱赶麻雀，因为头晕不慎摔到地上，左胳膊骨折了。可是生产任务、卫生指标还没完成呢，于是，“在医院治疗两天后，我打着石膏、绑着纱布就回来上班了，‘除四害’的任务我也没落下”。那一年，他还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指标，得到单位的表扬。

　　1959年底，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，提出：“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，而不是消灭麻雀。”这个建议也为中央所采纳，麻雀被“平反”，代之以臭虫。当年人人喊打的麻雀，现在已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。